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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文革

时间:2012.08.09

       对于一个民族,我以为最可怕的是“集体失忆”。我们常常说:鉴古可以知今,读史使人明鉴。但如果一段活历史在人民的记忆里被长期掩埋,整个民族就会陷入集体失忆,也就不能真切而准确地对历史进行反思。其结果是:那些本该被这个民族摒弃的坏基因还会在新一代中复制,于是,这个民族重蹈覆辙的危险就大大增加。
       20世纪的中国,由于种种原因,有着太多的历史已经变得模糊不清,有些重要的历史事件甚至已经成为年轻人认知的盲点。我在学校教书,深知优秀学子是社会的脊梁,也是中国的希望所在。然而,这些年轻人关于历史的无知和不觉,却常常让我不寒而栗。以“文革”为例,由于我们并没有对那样一场浩劫进行过全面深刻的反思,其某些基因已经在年轻一辈中被默默地加以复制,甚至还在网络时代里被不断放大。
       我出生在文革之前,从蹒跚学步到初识人情,恰好经历了那不幸的十年。虽然年幼,但家庭的际遇却使我在童年对文革有了一些初步认识。上世纪80年代初,正当我在伤痕文学的阅读中更进一步了解文革的时候,家人被落实政策,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也通过了《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文革被以“毛主席错误发动”的“左倾错误”盖棺论定。随着经济改革的逐渐深入,社会日渐向好,文革在我的心中也逐渐以“历史一页”的面目被轻易地翻过去。
       事实上,在46年前开场的,其实是两个“文革”,一上一下,相辅相成。而《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帮助中国社会翻过去的,充其量是上面所发生的那一场文革。而发生在民间的、甚至几乎人人都介入其中的那场“文革”,却从未得到很好的清算。文革从“我的一张大字报”演变成为最荒唐、最丑陋的人间闹剧,其所依赖的经济基础、社会因由、历史传统和人性丑恶,依然深深植根在中国人的社会基因中,而且一旦环境适合,它们总是要不自觉地冒出来。也就是说,文革并非简单地建立在领导人“自上而下”错误发动的基础上,它还有着深刻的社会基础和“自下而上的迎合”。执政者的“高明”则在于他“因势利导”。
       30年前,巴金老人曾经提出要建一个文革博物馆。我想如果这件事当时做成了,对于文革的反思将更加通透、对于民族基因的“进化”意义非凡,但我们错过了这个时机。前些日,柳传志先生再次提到这个话题。他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但站在一定高度能了解文革全过程的人越来越少了,像我这样属于瞎子摸象一般只能了解局部的人也年事已高。如果对文革还不进行反思,到了非反思不可的那一天,明白真相的人几乎不存在了,历史自觉不自觉地又被严重扭曲的时候,中华民族的损失就太大了。”这绝非危言耸听。
       文革并非仅仅意味着一片“红海洋”,意味着简单的极左思潮,它实际上是在特定体制下解决社会冲突的一种方式。文革不是独唱,也不是小合唱,而是一次全民大合唱,有领唱,但更多的是各个声部的伴唱。
       最近我们身边发生了不少事件,大的如“打黑黑打”,小的如“公园约架”,都能听到文革大合唱的某种余音。中国人渴望国富民强,渴望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而在矛盾重重的中国社会中,要想不走错方向,头等重要的事情就是全面反思文革。

来源:《中国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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