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司治理圆桌论坛成立暨第一次会议

时间:2011.08.02

    2011年7月30日,中国公司治理圆桌论坛(CHINESE CORPORATE GOVERNANCE ROUNDTABLE FORUM)成立,并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召开第一次会议。
    本次会议由清华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宁向东主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张维迎、国资委董事会工作办公室主任秦永法、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部副主任赵立新、深交所研究所所长金立扬、万通地产董事长冯仑、社科院公司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鲁桐等嘉宾参加了本次会议。
 



    中国公司治理圆桌论坛由国内此领域的权威学者、企业家和相关政府部门官员发起设立,发起人有:钱颖一,张维迎,宁向东,李维安,鲁桐等,也有证监会和国资委有关官员。论坛的秘书处设在清华大学。论坛定位于公司治理智库,将成为从事公司治理政策研究和学术研究的交流平台。
    该论坛在公司治理及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的主题下开展针对公司治理重大热点问题的大型会议、学术讨论会、中小型专题研讨会等活动。。

    本次会议的主题为“中国公司治理走向”,参会嘉宾从公司治理与经济发展、国有企业公司治理、资本市场与公司治理、中国公司治理走向、关注民营企业的公司治理、董事会制度、公司治理从规范到效率等角度展开了深入的交流与讨论。

    万通地产董事长冯仑,就他比较关注的四个话题发表了看法:一,一个企业中股权结构的比例如何构成,才能实现各个方面的治理平衡;二,国内众多民营公司进入一代和二代的“交接班”时期,当企业创始人不在了,民营公司如何选董事长;三,如何通过改善公司治理结构,来解决公司安全性、实现可持续的长久发展的问题;四,中国的独立董事如何发挥更大的作用。冯仑希望解决民营企业做大后持久发展和业绩高速增长的难题,公司“治理、业绩、风险”达到良好的平衡。

    国资委董事会试点办公室主任秦永法向大家介绍了近年来中央企业公司制改革的情况,以及在当前形势下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近年来,中央企业改革取得了很大进展和成效,尽管大多数中央企业的母公司还不是国有独资公司或国有控股公司,但是可以说大多数优质资产已经进入包括上市公司在内的股权多元化的公司制企业,公司制股份制已成为中央企业及其各级子企业的主要组织形式。目前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进程中,面临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公司治理模式的问题:国有企业主营业务资产整体上市后,大都存在一些不能进入上市公司的资产和人员,这就引发了上市公司股权持有,及不良资产整合管理的两个难题;二,国资委能否直接持股的问题,这一点在学术界的分歧一直存在;三,企业内部结构调整的问题。秦永法主任表示,私人企业的治理、完善随着市场的发展不断发展,且比较适合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国有企业的治理,属于人为设计,政策主导、政府参与的过程,包括不断改革在内,情形相对更加复杂。这样,如何让央企国企的董事会发挥作用是更为复杂的课题。

    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部副主任赵立新表示,证监会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从制度建设上,出台了一系列的制度,包括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中小股东的规则,规范了股东大会和公司章程的相关问题,让大家有章可循。第二,在实践中解决公司治理的主要矛盾,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体系。
    对此,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张维迎称,公司治理主要是公司问题,竞争的问题,不能变成政府的事情。“任何一种治理结构,不能让有才能的人发挥作用,一定不是好的治理结构,治理结构首先要创造价值,这是一个根本目标,不是为了防止坏人。”
社科院公司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鲁桐认为公司治理应该以提高效率为目标,而不仅仅是为了防坏人。她说: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企业沿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大方向,在公司治理的改进方面主要是满足法律、法规的要求,实现公司治理的规范运作。从目前中国上市公司群体来看,公司治理运作水平可分为三类,第一类包括一小部分上市公司,它们的治理实践已有多年的经验,并开始探索最佳公司治理实践的做法,有了自己的心得和体会;多数上市公司治理主要停留在规范运作上,把公司治理仅仅看做是满足法律、法规的要求;第三类上市公司仍然沿用过去的管理决策惯性,离公司治理的规范运作还有相当大的距离。鲁桐表示,公司治理规范运作本身并没有太大的问题,问题是公司治理模式是可以被“规定”的吗?换句话说,由法律法规、证券交易所的规则等来“规定”一种公司治理模式,是不是就是中国公司可以选择的最好的治理模式?    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处于新兴加转轨的急剧转变中,而且与西方国家有着不同商业文化土壤的国家而言,如果不从演变进化的角度来理解和认识公司治理,就有可能在治理模式的选择方面出现偏差。中国公司治理改革的方向应不再是仅仅满足法律、法规的要求,而成为企业竞争的利器。改善公司治理的重心应从表象转为内在,从形式走向实质,从规范到效率,从被动向主动转变。转变的动力来自于市场力量。是市场竞争迫使公司思考和选择怎样的治理规则安排才是最适合的模式,而不是照搬所谓的西方国家最佳公司治理实践的做法。深交所研究所所长金立扬则在指出独立董事和董秘流动过于频繁的问题后,认为现在的机制有点“过于僵硬”。“上市公司数量迅速扩大,另一方面,质量比较高的独立董事人员跟不上,境外企业也有这个问题。董秘和独立董事的问题很有挑战性,重要中小板,去年500家上市公司,有独立董事140家。这些人是稀缺资源,因此频繁有跳槽现象。”金立扬说,“独立董事、董秘、审计委员会等,这么多机关、这么多机制,是不让他们干坏事,还是越干越好,现在来看,这个机制有点过于僵硬和强硬。”

    最后,未能出席本次论坛的东北财经大学校长、南开大学商学院院长李维安教授也发来特邀发言稿。他首先对“中国公司治理圆桌论坛”的发起成立和第一次会议的顺利召开表示祝贺,并肯定了“中国公司治理圆桌论坛”这一交流平台在当今中国公司治理研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李维安在发言中回顾了中国公司治理改革的二十年总体路径和方向,肯定了取得的成果和经济上的成效,但同时他也指出了改革和建设道路中面临的困难和风险:金融危机后行政型治理有强化趋势,需谨防行政型治理的负面作用;针对金融机构治理风险具有累积性和突发性特征,适时建立金融机构治理风险预警体系,并强化和完善监管体系的外部治理作用;实现公司治理流程由行政型的自上而下到经济型的自下而上转变,探索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的有效途径;提升董事会应对危机的责任和水平,避免运营管理危机演变为公司治理危机;公司社会责任的履行需要问责机制和保障机制不断完善;培育和谐的治理文化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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